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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论家:徐志摩被忽视的另一面

  在政治上,徐志摩具有非凡的洞察力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苏联模式实质的判断上,徐志摩比胡适更前瞻、准确与深刻。这源于徐志摩是一个视自由为理想,视人性为崇高的自由主义者,从来以张扬人性为己任,唾弃压抑与专制。

  作家韩石山在《徐志摩传》中曾写过一段话: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能不能隐隐约约地感到,把徐志摩定型为一个浪漫文人是一种偏差,把他的成就局限在文艺创作上,不管是诗还是散文,不也是一种明显的亏欠?韩石山的言外之意是,在作家之外,徐志摩还有大学教授、媒体人、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等身份。

  稍微回顾历史就知道,徐志摩出国前学的是法科,从北洋大学到北京大学,都没有变。更为关键的是,徐志摩一直崇拜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,后来还正式拜梁启超为师,成为入室弟子。梁锡华在《徐志摩新传》中曾评价道:志摩初期的政论文在行文用字方面是梁启超式的,笔锋带感情而满纸热力活力,真可说是慷慨激昂,淋漓尽致。

  徐志摩为什么崇拜梁启超,而不是文学家林纾、王国维呢?答案是明显的--他热衷于政治。到美国留学后,徐志摩主攻历史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等专业和课程。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后,又主修政治学,并在短短时间内修完了硕士课程。在这些专业学习中,伏尔泰、罗素的著作成为他的必修课。

  1918年11月,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,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,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。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,感触颇深。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,发奋向学。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,多运动、多学习以外,还有每天7时朝会 (激耻发心),傍晚面对祖国方向,高唱国歌。

  徐志摩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,他认为与其穷居,不如张扬,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,不可失之交臂,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,还去了哈佛大学。他在哈佛不仅加入了国防会,还结识了吴宓、赵元任、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,与他们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。

  在吴宓的住处,志摩经常和他们就救国之策进行激烈论争。论争结束,他们来到饭店就餐,席间,他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:我记得尼采有这样一句话: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,这话就像是为我们说的一样。咱们应该向古人学习,卧薪尝胆,为中华儿女闯出一个新世界来。之后,徐志摩又主动加入美国人组织的陆军训练团,接受军事训练。政治热情之高,不是一般的留学生能够比的。

  到英国后,徐志摩首先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,跟随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拉斯基。这期间,他不但参加了欧格敦组织的邪学会,而且跟随导师拉斯基的夫人亲身参与到英国大选的宣传中。他自己就在文章中讲过,一大早他们就到了选区,挨家挨户地敲门游说,虽然多数人态度比较好,表示会考虑支持工党,但是也有反对工党的人给他们脸色看,让他们吃闭门羹--试想,200多家门敲下来,一张张难看的脸看完,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热情,是无法坚持下去的。

  这时期,徐志摩还潜心研读了韦尔斯、萧伯纳等人的著作,并结合拉斯基的思想,给老师梁启超办的杂志《改造》写文章,在其中一篇文章《评韦尔斯之游俄记》中, 徐志摩介绍了韦尔斯在苏俄的亲身经历:当韦尔斯去参观一所小学时,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,学生一齐回答:学。他又问,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,大家一起回答:韦尔斯。再问,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,学生当场背诵了他的十多种著作。这让韦尔斯很不高兴,他凭直觉判断,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后来,他特意躲开苏俄接待方,独自来到另一所学校,又把那些问题一一提出,结果该校学生一概曰否。接着,韦尔斯又来到该校的藏书室,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书。徐志摩为此写道: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,往往事前预备,暴长掩短,类如此也。

  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罗素回伦敦后,徐志摩急忙前去拜访,此后更是频繁交流。梁锡华在《徐志摩新传》中写道:回国后的徐志摩,文体多了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。在这方面罗素及一般英国作家的影响颇为显著。可惜他英年早逝,没有时间能追及罗素著作中所表现的惊人智力,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。此处可见,在徐志摩的思想底色中,罗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。

  说到底,徐志摩后来钟情于文学,不过是留学末期一两年的事。也就是说,在徐志摩的知识体系中,文学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。后来他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,那不过是他在文学上太有天分、太用力而已,并且遮盖住了他的其余光环。不妨来追溯一下:

  回国后,尽管徐志摩已经立志投身于文学创作,但他对社会的关心和对政治的热情同样非常高。且不说他积极参与梁启超的研究系,单从写作文章和主编刊物这两方面看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

  例如1922年5月,蔡元培、胡适、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。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,法学家王宠惠、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,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,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。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,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,声援罗文干。刚刚回国的徐志摩,写下了《就使打破了头,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》,并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。

  1923年冬,听说张君劢要办《理想》杂志, 徐志摩迫不及待地写下了《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》。这篇文章,尽管洞见还不够深刻,但行文间还是流露出对古希腊、雅典共和政治的透彻了解,尤其是他关于英国民主政治的阐述, 堪称经典,不妨来看一段:英国人是自由的,但不是激烈的;是保守的,但不是顽固的。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,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;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,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 (如大陆诸国) ,而却有革命的实在,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,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,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。这一小段文字,将英国政治生态的面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。

  1926年3月,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,中国国军队还击,史称大沽口事件。是时,徐志摩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,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。回北平后,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,这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,他不但将自己负责的《晨报》副刊《诗镌》创刊号办成了三一八专号,先后刊发了饶孟侃、杨世恩、闻一多、蹇先艾等人的文章,自己也写作了政治抒情诗《梅雪争春》和政论文《自剖》,其中诗歌的最后一句是: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,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!

  在后文中,他写道: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,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……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,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。屠杀无辜,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。可以说,这一阶段,徐志摩在诗歌与政论上是左右开弓,两不耽误,而且相较文学,政论文章不但数量不少,质量相比同时期的政论文章,一点也不逊色。

  在《晨报》被游行的暴民火烧后,徐志摩在《晨报》副刊恢复之后撰写的《灾后小言》中声明: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,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,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:思想和独立与忠实,不迎合照旧不迎合, 不谀附照旧不谀附,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。

  1931年,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,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性。徐志摩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,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,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、华北局势,10月29日,徐志摩决定和他一起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。

  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,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。这12天,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。剧作家熊佛西与他作了最后的长谈,熊后来回忆道: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,北风呼呼的刮着窗纸,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。熊熊炉火,一杯清茶,我们互谈心曲,他说往事如梦,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!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!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,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!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。